这么大的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一个孟山都？孟山都的发家史

农业技术人

孟山都的豪赌
“中国最多时曾经有8700家种子公司，但它们的销售额加起来也远远不如孟山都一家公司，双方实力相差太大了。”张启发教授忧心忡忡地对本刊记者说，“我早在1996年就注意到了这家公司，那时候国内还没有什么人听说过孟山都。我当时就建议中国应该成立一个像孟山都一样的公司和它抗衡，否则国内种子市场必然被外国公司全面占领。当时的人们，包括政府部门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今天再来看，我当初的预言都已经变成了现实。”

张启发是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中科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双料院士，他还有一个头衔是国家农作物分子技术育种中心主任，该中心是在张启发的倡议下，于2000年经农业部批准在武汉成立的。张启发希望将其打造成中国的

孟山都，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中心至今在产业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

与此同时，孟山都却从一家专门生产化学品的公司摇身一变，成了全世界种子行业的领军者。

孟山都（Monsanto）成立于1901年，总部位于美国的密苏里州。这家公司最初的主业是化工产品，曾经生产过DDT和橙剂，后者是一种高效除草剂，“越战”时曾经被美军用作对付游击队的秘密武器，后来被发现有剧毒而停止生产，但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是“越战”结束后爆出的诸多丑闻中的一个。

公平说，化学工业是那个时代的朝阳产业，DDT和橙剂刚被研制出来的时候没人知道它们有毒，很多比孟山都大得多的化学品公司也都在生产，不能把责任全部归到孟山都那里。1962年，揭露DDT危害的《寂静的春天》在美国出版，化工企业的名声一落千丈，孟山都自然也逃不过去，背上了破坏环境的罪名。他们曾经试图自我救赎，研制成一种新型除草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草甘膦（商品名“农达”）。草甘膦不但对动物和人体无害，而且在自然条件下也很容易降解，属于对环境比较友好的新一代除草剂，自1976年被推出后便大获好评，被认为是孟山都转型期的拳头产品。

但是，孟山都高层并不满足，他们决定进行一次豪赌，把宝押在了植物基因工程上。众所周知，基因工程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1973年美国科学家在细菌身上完成了第一个基因剪切操作，5年后人类胰岛素基因就被成功转入大肠杆菌，使得胰岛素成为第一个基于基因工程技术生产出来的生化产品。孟山都的管理层预见到了基因工程的巨大潜力，相信转基因技术将很快应用于农作物育种领域，DNA终将取代除草剂、农药和化肥等农化产品，成为农业领域未来最强大、同时也是最环保的产品，于是他们决定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放弃旧的商业模式，进军种子行业。

“当时孟山都在农化领域的世界排名仅为第六，在美国也只能排第三位。”孟山都（中国）早期的一位重要经理人刘石对本刊记者回忆说，“这个排名非常尴尬，说明孟山都在这个行业里没有话语权，充其量只能赚点辛苦钱，这也是他们决定转行的动力之一。”

美国资深科学记者丹尼尔·查尔斯（Daniel Charles）经过近10年的调查，把孟山都的这段艰难转型史写成了一本书，取名为《收获之神》（Lord of the Harvest）。根据这本书的描述，孟山都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进行了一次豪赌，一方面花重金招募了来自全世界各个相关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为孟山都工作，另一方面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大量并购种业公司，试图以这种方式挤进种子行业。

孟山都赌赢了。1983年1月，孟山都科学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一次科学研讨会上宣布他们借助根瘤菌成功地把外源基因转入了矮牵牛叶子，首次实现了植物领域的转基因。同时报告这一结果的还有来自比利时根特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两个研究小组，这两个实验室的领军人物都已在该领域奋斗了10多年，是公认的学术权威。相比之下，孟山都两年前才刚刚进入这一领域，却异军突起，吸引了绝大部分媒体记者的注意力。虽然两家实验室事后都对张扬的孟山都表达了些许不满，但事实证明媒体的眼光是正确的，最早将这项技术应用到实践中去的正是人力和财力都要雄厚得多的孟山都。

今年6月19日，当今农业领域最权威的科学奖“世界食品大奖”（The World Food Prize）宣布将本年度大奖授予30年前那次迈阿密大会上宣告植物转基因获得成功的3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对解决世界粮食问题所做的努力。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时根特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两位领军人物后来也都进入了种子公司，而代表孟山都获奖的则是当年主持这一工作的罗伯特·傅瑞磊（Robert Fraley）博士，此人后来担任了孟山都全球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孟山都于1987年在美国进行了世界上首次转基因农作物的大田试验，并于1996年推出了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和转Bt基因的抗虫棉，后者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转基因农作物，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农业面貌。

刘石是整个事件的主要推手和见证人，他向本刊记者讲述了当时情况。他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生，后来去德国学习法律，毕业后在香港地区从事进出口贸易，于1993年1月1日加入孟山都，负责农药，中国的进口农药市场就是他一手做起来的。1996年下半年他转入了生物技术部，负责转基因农作物在中国的推广。一开始这个部门加上他仅有4个人，他们分析了中国的情况，一致认为抗虫棉最有前途。


“90年代初期中国出口商品中有1/4都是棉纺织品，棉花的地位比现在重要多了。可是当时华北地区的棉铃虫对杀虫剂产生了抗性，耐药性增加了1万多倍，农民打几十遍药都控制不住，只能用手抓。”刘石回忆说，“有人曾经把一只棉铃虫丢进药水里，拿出来它又活了过来，这时突然走过来一只鸡把虫子吃了下去，结果那只鸡没跑几步就死了。”

根据中国农业部的记录，当时全国每年因为农药中毒而死亡的农民有1万多人，而2/3的农药都用在了棉花上，而且几乎全部是剧毒的菊酯类农药。

孟山都研发的转Bt基因抗虫棉正好可以对付棉铃虫，但当时的中国种业全部控制在国有企业手里，别说外资了，就连私营种子公司都没有。刘石便代表孟山都和河北省农业厅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艰苦谈判，甚至动用了自己的私人关系，这才终于说服农业厅授权河北省种业集团与孟山都和新加坡岱字棉公司三家合资成立了河北冀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外资占了2/3的股份。

“那时候中国官方对于西方国家是很有戒心的，他们也知道‘老外’的东西好，但一直不敢放开，便像当年对待‘右派’一样，控制使用。”刘石回忆说，“幸亏当时的河北省副省长陈立友去美国考察，知道了抗虫棉，便去找姜春云副总理，说河北急需这个东西，农业部这才批的。”

1998年冀岱公司正式开始销售转基因抗虫棉，但农民不买账，一来他们不相信棉铃虫会不吃棉花，二来孟山都的棉种每公斤要卖42元，太贵了。要知道，棉种是棉花生产过程的副产品，农民是可以自己留种的，所以棉种公司不敢卖高价，当时的价格是每公斤2元。但是这样的棉种都没有脱绒，出芽率低，每亩地要用10公斤种子，孟山都的种子经过了硫酸脱绒处理，出芽率大大提高，每亩地只需要1公斤就够了，这样算下来，棉农的实际成本仅仅提高了一倍而已。

“中国农民多年养成的习惯很难改变，我们怎么解释都没用，最后还是动用了行政的力量，由地方政府出面搞摊派，每个中小学生都必须买一斤抗虫棉种子回家。”刘石回忆说，“当然最后的结果是皆大欢喜，种子种下去后不但出苗率很高，而且棉铃虫真的不吃了，产量大幅度提高，棉农好评如潮。于是到了第二年情况就反过来了，我们的种子供不应求，甚至有省领导亲自给我写条子，要求帮自己家乡的亲戚买种子。”

据刘石回忆，孟山都第一年就卖了1000多吨种子，第二年销量突破了2000吨，销售额达到了1亿元人民币，第三年卖了3000多吨，销售额接近2亿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因为种了抗虫棉，河北省的棉花产业发生了爆发式的增长，并通过节省农药等方式为河北棉农带来了数十亿元的好处。

这件事后来被美国哈佛商学院看中，作为教学研讨中的成功案例样本。

不过，因为被大范围盗版等原因，孟山都抗虫棉的销量到3000吨就封顶了，之后更是一路下滑，导致今天孟山都抗虫棉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微乎其微。就在孟山都抗虫棉卖得最好的时候，也就是1999年底，中国农业部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全面放开国内种子市场，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局面。《种子法》实行后，各个省都立刻成立了自己的私营企业，原有的国营种子公司迅速被私有化或者干脆倒闭了，转型发生得极为迅速。

种子法还规定，外资企业不能在中国独立运作，必须和中国企业组成合资公司，而且也不能控股，最多只能占49%的股份。刘石认为，这项条款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像孟山都这样的强势外国种子公司垄断国内种业。但是不管怎样，这个法毕竟为外国公司打开了一道门缝，从此大批外国种子企业便合法地挤进了中国市场。

恰在此时，孟山都自己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并购的步子走得太快了，孟山都的资产负债率达到了70%的高位，现金短缺，于2000年被普强公司（Upjohns）并购（此后又被辉瑞公司并购，孟山都公司的农业部分由于不被看好而被单独拆分出来并上市，这是题外话）。第二年刘石接到公司总部的通知，要求他们停止所有的新项目。当时他们正打算引进转基因抗虫玉米和抗除草剂大豆，与吉林省种子公司的谈判已经结束，就等批文了，禁令一下，这个项目也就无疾而终了。

那年的国庆节，刘石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告诉他，美国杜邦先锋种业公司打算进军中国，正在寻找一位中方总经理。刘石考虑了两天，决定离开孟山都，加盟先锋种业。


刘石的豪赌
当刘石决定跳槽时，孟山都（中国）已经有了50多名员工，年利润超过1亿元人民币，这个成绩即使放到现在也相当拿得出手。但2001年时的先锋公司才刚进入中国，只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简易的办事处，连一件产品都没有。但刘石决定赌一把，把自己在孟山都学到的经验用于实践。

“回想起来，我觉得我这辈子为中国种业做了两件大事。”刘石回忆说，“第一是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合资公司，打开了中国种业对外开放的大门。第二就是引进了国外的定价机制，把外国公司先进的服务理念带进了中国。”

孟山都进入中国前，国内种子公司的定价机制非常原始，基本上是按照成本加利润来定价。孟山都打破了这个习惯，按照市场需求和价值来定价。“孟山都认为，本公司的成本和消费者无关，我自己能挣多少钱你也不用管，我所做的就是帮助你解决问题，提高你的收益，然后我从你获得的收益中抽取一笔合理的费用，即使这个费用比我的成本高很多，消费者也不会有意见。”

在刘石看来，种子公司卖的不应仅仅是种子，而应该是一整套解决方案。国外的种子公司向农民提供的是全方位服务，从耕种方式到肥料选择，甚至连最后的产品销售等等都尽可能地提供专业帮助，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种子的潜力，也可以让农民对种子公司更加忠诚。

接手先锋后，刘石花了一年时间组建了一家合资企业（登海先锋），并于2005年推出了杂交玉米“先玉335”。一般公司推出新产品都喜欢先用低价开拓市场，但刘石决定反其道而行之，把“先玉335”的零售价格提高到当时最流行的国产“郑单958”的两倍还要多。

“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定价系统，与国产品种拼价格，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刘石解释说，“我决定打破中国种业低价竞争的局面，用高品质的服务来打动消费者。”

于是，刘石每年都会组织公司技术人员下乡为经销商们举办培训班，培训内容不光是本公司的产品介绍，而且涵盖了农业技术和经济管理等诸多方面。这件事得到了各地经销商们的一致好评，无形中提高了“先玉335”在种子市场的竞争力。

光靠这个还不行，刘石决定借推广“先玉335”的机会在中国推广单粒播种，改变中国农民上千年的耕作习惯。因为害怕种子不出苗，中国农民一直采用多粒播种再间苗的种植方式，既费种子又费工。“先玉335”出苗率很高，无需多粒播种，刘石便把原来的论斤卖种子改为按粒卖种子，缩小包装，农民每亩地的实际花费并没有提高太多。

经过一年实践，大多数采用手工播种的农民都尝到了单粒播种的好处。但是还有一半的农民采用播种机播种，而当时国内尚无单粒播种机，进口机器每台售价4万元，根本买不起。巧的是，刘石听说河北一家名为“农哈哈”的播种机厂仿制了一台意大利单粒播种机，便主动找到对方要求合作，先由对方试生产几百台样机出来，由先锋公司包销，在实践中完善这款机器的制造工艺。两年后，刘石认为播种机的设计改造和产品质量都过关了，便和“农哈哈”签订协议，以每台2800元的低价销售单粒播种机，先锋公司再给每位购买者补贴1000元，只要买家提供自己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这样一来，先锋公司通过这个补贴项目掌握了整个玉米产区几千名专业播种机手的详细资料，然后通过他们向农民推销“先玉335”，大获成功。

就这样，“先玉335”仅用了几年时间就占领了整个华北和东北的玉米种子市场，成为继转基因抗虫棉后外国种子公司开拓中国市场的第二个标志性事件。

“补贴播种机这个主意和计划是我在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突发奇想得到的，不但帮先锋多卖了种子，让整个玉米链条的所有环节，包括种子经销商、农民、播种机手和‘农哈哈’都赚到了钱，而且还帮助国家推广了单粒播种技术，实现了整个玉米产业的升级换代。”刘石自豪地对本刊记者说，“其实国家很早就想做这件事，但一直没有做成，最后被先锋公司做成了，我认为这是我这些年来所做的所有事情当中意义最大的一件。”

刘石为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中国目前种了5亿亩玉米，按照原来的播种方式需要350万亩耕地生产杂交种子。改用单粒播种后种子使用量减少到原来的1/3，仅此一项，每年就至少节约了200万亩土地。目前每亩地的制种费用平均为2500元，算下来每年就可节约50亿元人民币。原来的播种方式还需要间苗，如今每亩地的间苗费大约是40～50元，这样就可以节约至少200亿元人民币。除此之外，玉米种子的运输费和仓储费也大大减少，算下来每年可再节约6亿～7亿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看似毫不起眼的技术革新每年竟可以潜在地为中国农业带来250亿元的经济效益！事实上，农业涉及的领域非常多，所使用的土地面积也非常大，任何一项技术革新都会对国民经济和自然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低毒除草剂的广泛使用不但大大增加了农作物的密度，节省了大量耕地，而且因为取消了犁地的环节，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对地球环境的正面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当然了，光凭单粒播种还不足以让“先玉335”获得如此大的成功，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这个新品种更好地满足了农民的需求。


“‘先玉335’的抗病抗倒伏能力都不算强，对土肥的要求也较高，只有在各方面条件都达到一定水准的前提下才会获得高产，所以只在东北地区流行了起来，华北地区卖不过更加皮实的‘郑单958’。”刘石说，“即便如此，‘先玉335’在东北地区的增产效果也没那么高，坊间传说它特别高产其实是另有原因的。”

刘石告诉本刊记者，中国农村奉行平均主义，不可能把好地都分给一户人家，所以每家都有好地和差地。“先玉335”的价格最高，因此农民们便更倾向于用好地来种它，而且也会更加上心一些，产量自然也就高了。

如果说这个原因有些投机取巧的意思，那么“先玉335”脱水快的优点则帮了农民很大的忙。普通玉米脱水慢，往往需要挂在屋檐下晾好几天后才能卖，这也是很多人印象中的农村应有的景象。其实这么做很费事，农民是不满意的。“先玉335”脱水快，采摘后可以直接脱粒装袋销售，省了很多人工。正好那几年东北遇到了卖粮难的情况，如果谁家的玉米能早卖几天，往往会多卖点钱。

“当年出口日本的玉米粮商都喜欢‘先玉335’，每吨能多卖15～20美元，就是因为这种玉米脱水快，不易发霉，品质高。”刘石说，“从‘先玉335’的走红可以看出，种子营销其实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仅仅靠增产这一项指标是不够的。中国的新品种审定标准太单一了，只重产量不看其他性状，应该尽快改进。”

任何种子要想在中国销售，必须通过国家品种审定。如今每年都会有几千个新品种送审，最终审定通过的大约在400～700个。但是，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泓向本刊记者透露，每年这几百个通过审定的品种最终能在市场上销售的也就只有10%，而且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坚持不了两年，真正能留下来的不到1%。

“中国种业市场的格局和国外很不一样，其中很大原因就是品种审定制度。欧美国家新品种的主要提供者都是大企业，而中国每年送审的新品种里来自大公司的只占百分之十几，其余大都是科研院所和大学提交的产品，以及一些小公司的产品，这些产品大多数都是针对大公司品牌的改良品种，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品种非常罕见。”汪泓说，“另外，中国的品种审定分为‘国审’和‘省审’，光是‘省审’就至少需要4年时间，‘国审’的周期就更长了。欧洲国家也有类似制度，但平均只需要两年。要知道，一家正规的种子公司培育一个新品种往往需要经过5～7年，这样算下来，一个新品种至少需要10年才能到达中国农民的手里。”

为了节省时间，美国干脆没有品种审定制度，新品种上市前只需在相关部门登记就可以了，把选择权完全交给农民。当然他们的保险制度非常健全，出了问题由种子公司和保险公司负责，农民不必担心。

中国农民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平心而论，中国实行品种审定制度的初衷是好的，因为种子不像其他商品，如果质量不过关，至少会浪费农民半年的时间，而中国农民历来就是弱势群体，理应得到更多的关照。但是，因为管理部门的观念跟不上时代发展，以及权力寻租等一些不正常现象，导致中国很多现行制度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品种审定制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中国的品种审定制度有个门槛，新品种的产量必须比现有品种增加5%，否则是通不过的。于是很多公司只能贿赂官员，在产量数字上造假。一些科学家不愿行贿，就只能延长培育时间，通过这个方式增加产量。可如今中国大部分土地都是轮作的，生长期非常固定，延时会导致病虫害风险大大增加，得不偿失。这个制度等于给种子公司发出了错误的信号，误导中国农业朝着错误的方向走。”刘石对本刊记者说，“还有，现在的耕作方式已经变了，人工越来越贵，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农民需要能适应这一变化的新品种，比如株型要整齐，种植密度要尽可能地高，玉米脱水尽可能快，无需烘干等等。可是按照现有制度，这样的新品种如果不增产是没有可能获得批准的，这件事说明，官员们的标准和农民的实际需要脱节了。”

这种脱节在转基因技术的推广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科技部门的豪赌
外国种子公司的势头之猛，中国政府显然是十分清楚的。2006年，也就是放开国内种子市场6年后，中国科技部对外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定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包括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大型核电站、大型飞机和宽带移动通信等热门领域。这16个重大科技专项于2008年正式实施，如今已经过去了5年，不少领域已经看到了成果，比如刚刚成功发射的“神十”。

这16个重大专项中，属于农业领域的只有一项。它并不是化肥农药，也不是水利工程，更不是杂交育种，而是转基因。

关于这个项目，官方的文件中是这么写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的目标，是要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对于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生物育种水平，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转基因重大专项的经费总额高达220亿元人民币，看来科技部打算在转基因技术上进行一次豪赌。5年过去了，结果怎么样呢？截至目前，只有转Bt基因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基因玉米于2009年拿到了安全证书，只差一步便可以进行大规模商业种植了。但是，因为反对声音较大，这一步便再也迈不过去了。按照规定，这两份安全证书明年将到期，如果明年再没有任何进展，到2020年转基因重大专项截止时，中国很可能不会有任何一种具有自主产权的转基因种子能够被大规模商业化种植。

“我们早在1998年就做出了转基因抗虫水稻，第二年在农业部开成果鉴定会，吸引了好多人来参观，感兴趣的人特别多。”张启发对本刊记者回忆说，“那时候的国内大气候和现在不一样，转基因抗虫棉刚刚获得了成功，大家都很乐观，认为转基因产业化是必然的。中国农业方面的科研实力也不差，应该可以做一个中国的孟山都出来。谁知很快情况就变了，由于各种势力的反对，转基因水稻无法获准推广。2008年科技部实施转基因重大专项时我觉得又有希望了，谁知还是不行。中国水稻的虫害非常严重，转基因抗虫水稻如果如期商业化是完全有潜力培育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种子企业的，但可惜没有变成现实。”

确实，经过一些环保组织和媒体多年的“努力”，转基因几乎和毒药联系在了一起，即使是不那么极端的人，也会认为转基因技术尚存争议，不宜立即推广。

“转基因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育种方式而已，与传统育种、分子标记育种并称为现代农业的三大育种技术。”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物技术中心总经理吕玉平博士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有个误区，就是把这三大育种技术分成三个独立的部门。各国的经验都证明，现代种业必须同时包括种质资源、生物技术和育种整合这三大块，缺一不可。其中生物技术又可以分为转基因和分子标记技术，两者都是在做性状的转移和整合，只是应用范围有所不同而已。”

吕玉平是华中农大的育种学学士，中国农大的植物分子遗传学博士，又在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做过博士后，对中国农业学术圈的情况比较了解。此后他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博士后，又在美国Ceres生物技术公司工作了10年，掌握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植物分子生物学技术。因为这段经历，他被瑞士先正达生物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招致麾下，任运营总监，并在这一过程中学到了西方大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管理经验，可以说他是目前中国少有的既懂科学技术又懂企业战略、运营及管理的两栖人才。

吕玉平向本刊记者详细解释了育种的原理。众所周知，植物的所有性状都是由基因决定的，所谓“育种”，就是按照人类的要求，把所需性状整合到同一株作物中来。过去人们都是通过杂交来实现这种整合，这个方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农业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问题是，杂交所导致的基因重组是随机发生的，需要育种家们从海量的杂交后代中寻找合适的组合，成功率极低。加上现代育种所要寻找的性状往往不是肉眼所能看到的，这就给传统育种家带来了很多新的困难。
“中国育种界有个顺口溜，形容传统育种家们的工作方式是‘一杆秤、一把尺、拿牙咬、拿眼瞪’。这样的工作方法准确性差，效率低下，很多时候就是在做低水平重复劳动，不可能满足现代育种的要求。”吕玉平对本刊记者说，“如今最先进的杂交育种方法是分子标记育种，就是先找出某个性状所对应的基因，然后在杂交种子的阶段就用基因芯片测出里面到底含不含这个基因，不用等到种下去就会知道是否成功了。”

本刊记者曾经在孟山都美国总部看到过该公司研制的高速种子切片机，一袋杂交种子倒进去，几分钟后就全部切好片，放进了96孔板中去做基因分析，切下的部位是胚乳，不会伤及胚芽，只有基因分析表明有潜力的种子才会被种下去，观察二代的表现。现代育种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叫作“高通量”，意思是说一个好品种必须通过大量筛选才能得到，分子标记育种技术让真正的高通量育种成为可能。

但是，分子标记育种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大自然必须已经存在这个基因，否则再怎么杂交也没用。中国曾经流行过一阵子太空育种，认为太空环境能够让植物发生有益的基因变异。但无数事实证明这个方法是极不可靠的，迄今为止没有人拿得出经得起推敲的数据，纯属浪费钱，如今全世界只有中国还在这么做。

绝大部分有益基因都是经过千百万年的进化而来的，比如某种野生玉米一直生长在干旱的地方，于是便进化出了抗旱基因，但是这种玉米很可能不抗虫，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价值不大。于是，育种家们在世界各地寻找具备抗虫特性的野生品种，然后让这两种玉米杂交，希望把这两个性状集中到一起去，这就是杂交育种的基本原理。

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杂交育种的成败和种质资源的丰富程度关系极大，如果一个国家缺乏种质资源，就相当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这一点上，作为国际大公司的孟山都具备先天优势，他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好的种质资源。中国在玉米和小麦等领域没有这个优势，但在水稻和大豆等本土品种上则具备相当好的先天条件。可惜国内的育种家们习惯了各自为战，导致中国的育种领域一盘散沙，反而不如国际大公司更有优势。从这个角度，中国应该多多鼓励国际大公司进入中国，他们带进来的种质资源将会极大地提高我国的杂交育种水平，“先玉335”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是，如果大自然存在某个有益基因，但却不在同一个物种中，无法通过杂交来整合，怎么办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转基因。目前使用最广的抗虫转基因农作物就是从一种细菌中借来了一个独特的抗虫基因Bt，然后通过基因工程的方式将其转入植物中，再想办法让这个外来基因在新的环境中发挥同样作用，孟山都的转基因抗虫棉就是这么来的。另一个著名案例就是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黄金大米。野生稻米中没有能够生产β－胡萝卜素的基因，只能通过转基因的方式让稻米能够自己生产β－胡萝卜素，以便让食物中缺乏维生素A的穷人能够通过廉价的方式补充这种微量元素（β－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可以转化成维生素A，湖南衡阳黄金大米实验的目的就是测量β－胡萝卜素在人体内的转化效率）。相比之下，玉米本来就有合成β－胡萝卜素的基因，不需要转基因同样可以达到目的。

华中农大教授严建兵培育的富含β－胡萝卜素的玉米就是通过传统的杂交育种方式得来的。“玉米分为热带和温带两类，相互间一般不杂交。我发现合成β－胡萝卜素的关键基因只有在温带玉米中才有，便让这两种玉米杂交，把这个关键基因转到了热带玉米当中。”严建兵对本刊记者介绍说，“这个项目是比尔·盖茨基金会投的钱，这个基金会也支持了黄金大米项目，因为盖茨先生坚信现代科技能够帮助穷人摆脱贫困。”

严建兵本人虽然不直接做转基因，只是使用了分子标记育种技术，但他认为，转基因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没什么好怕的。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这两年他花了大量时间做转基因科普，还向很多热心的网友提供华农试验田生产的转基因抗虫大米，在各地举办了“转基因大米试吃会”，以实际行动支持这项技术。

“不过说老实话，我是比较悲观的。我以前很幼稚，觉得只要我们好好宣传，老百姓会理解的，但我越来越发现老百姓的科学素养不高，再加上媒体为了哗众取宠，经常胡说八道，谣言多得辟不过来。”严建兵对本刊记者说，“所以我越来越相信这件事需要从上到下推进，从下到上是没用的。”

“我先后为央视做过4个关于转基因的节目，不知为什么一个都没有播出。”华中农大教授林拥军对本刊记者说，“在这4个节目里我对记者说了同样的话：你们不是搞这个的，请你们不要胡乱发表意见，因为你们根本不懂。”

林拥军是华农转基因水稻项目的负责人，同时也是科技部转基因重大专项水稻部分的总负责人，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抗虫水稻他参与了大量工作。“我们把所有该做的测试都做了，甚至比美国做的还多，目前一切手续都齐全，就等国家批准了。”林拥军说，“虽然这个证书明年就到期，我们也不知道何时能批准，但我们还在继续研究，为将来可能出现的转机做技术储备，一旦政策放开了，保证立刻就能有产品出来。”

据林拥军介绍，他的实验室已经培育出了二代抗虫水稻，以及聚合了抗虫基因和抗除草剂基因的叠加版本。另外，他手里还培育出一些新品种，具备了抗旱耐涝抗盐碱以及耐高温低温等等抗逆特征。他们还在研究一种直接针对消费者的高抗性淀粉水稻，人吃了以后糖化速度很慢，不容易代谢，对糖尿病患者很有好处。

“所有这些品种的专利要么已经过期了，要么都在我们手里，在国内销售不存在专利问题。”他最后补充了一句。

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可事情真的就那么简单吗？让我们来看看转基因水稻成果鉴定会后都发生了什么。

张启发的豪赌

“1999年农业部为转基因水稻召开成果鉴定会，很多种子公司都派人来参观，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里面有什么问题，而且觉得这是国家的研究项目，无需自我设限加以保护，因此现场没有做任何限制，很多种子就是那时被人拿走的，转基因水稻很可能就是在那时传播出去了。”张启发对本刊记者回忆说，“后来在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的支持下，我们决定要搞一个中国的农业生物技术种业企业，便成立了一个公司，把转基因水稻交给公司去运作，承接后续的环境释放试验和生产性实验，并请湖北省预防医学科学院做生物安全性实验，用的是药的标准，因为当时中国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价还没有定型的法规。”

按照张启发的设想，这家公司不属于任何一家学校或者研究所，而是设在开发区，由政府和企业出钱，华中农大出技术。最后他找到了“东湖高新”，这是一家专门做开发区园区建设的公司，和农业没有关系，结果双方在基本理念上产生了分歧，再加上转基因水稻因为各方反对而没能被批准上市，公司很快就解散了。

因为这件事，张启发被反对转基因的组织骂成了汉奸，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我个人觉得，把我跟转基因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因为从我这么多年的研究历史来看，转基因所占的分量其实是很轻的。”张启发对本刊记者说，“我在过去20年里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个是启动和实施了水稻功能基因组计划，二是提出并实践了绿色超级稻的概念。”

第一项工作是张启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首先开始的。当时国际生物学界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刺激下，纷纷提出要搞自己的基因组计划。中国当时提出了水稻基因组测序计划，在努力推动这项计划的同时，张启发还意识到，光测出基因组顺序远远不够，还必须知道这些基因都是干什么的，于是他提出要做水稻功能基因组，把DNA顺序和功能对上号。经过国内外科学家10多年的努力，目前已经搞清了大约2000个基因的功能。张启发希望到2020年时把水稻基因组中5万个基因的功能全部搞清楚，如果真的实现了这个目标，水稻育种将会产生质的飞跃。

第二项工作是从1998年开始的，可以说是第一项工作的自然延续。通过研究水稻功能基因组，张启发发现很多基因都是和农业所需的性状有直接的关系，而当时他已经意识到中国农业的“高投入高产出”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将会给中国环境带来灭顶之灾，于是他提出利用基因技术全面改良水稻品种，在产量、品质、抗性（包括抗病、抗虫、抗旱）和营养高效利用（比如氮、磷、钾等）等多方面都有所提升，最终的目标是培育出“绿色超级稻”。

“从操作层面讲，‘绿色超级稻’的定义就是‘少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这16个字，我越来越觉得这才是中国农业应该走的方向，光提高产量是远远不够的。”张启发对本刊记者说，“我很高兴地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我这个想法，拥抱绿色超级稻概念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多了。”

不过，中国落后的品种审定制度给绿色超级稻的推广带来了很多麻烦。“中国品种审定过分强调增产，不增产就不给你发证书，充分体现了中国官僚体制的蛮横和傲慢。”张启发说，“绿色超级稻要想真正在全国推广，就必须修改品种审定标准。”

好在中国科技部还是明白其中道理的，将绿色超级稻列入了“863计划”中。如今第一轮研究已经告一段落，并在全国推广了60万亩初步具有绿色超级稻特征的水稻新品种。第二阶段将于今年底或者明年正式启动，科技部计划在未来5年内还要再投资1.5亿元人民币。

“实现这个目标难度很大，那16个字中每一个字的背后都必须有很多技术手段作支持，需要大量基因的聚集，如果仅依靠在大田里搞常规育种，用眼睛看用尺子量，也许可以在某个方向上走几步，但不可能满足全部要求。”张启发说，“另外，转基因是会起一定作用的，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基因组技术是关键，所以我提出了‘基因组育种’（Genomic Breeding）这个概念，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大力气研究功能基因组？就是为育种服务的。”

水稻是亚洲品种，中国在水稻领域的基础研究水平很高。张启发认为，要想打破外国种子公司在中国的垄断地位，水稻是一个关键的突破口。“但不管怎样，要想打败孟山都，首先必须向孟山都学习，遵循人家的运营模式，把强大的资本运作、研发能力和市场开发能力结合到一起。不能再按照以前的旧模式，把重点都放到科研院校里，那样无非是多了几篇论文，多培养几个人才而已，最后都被外国公司雇用了。”张启发说。

严建兵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了这一说法。他告诉本刊记者，他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都进了外企，今年刚有一位博士毕业生被先锋公司雇用了，年薪30万元人民币，远超国内相关企业的类似职位，更不用说科研单位了。

“科研单位的思维方式与产业是不一样的，以科研单位为主体是做不出产业的。”张启发说，“当年转基因重大专项在启动时，我感觉还是和以前的做法一样，这样弄最后不大可能有新的收获，在产业方面难有大的作为。”
吕玉平当年之所以选择回国工作，主要动力就是想推动转基因生物技术在中国的产业化。他相信转基因重大专项的实施将会助推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化的步伐，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有些失望。

“我当时觉得220亿元人民币很多了，平均每年20个亿呢。如果这笔钱主要用来培育现有的国内支柱企业或者用1/10的资金组建一个国家级新企业，以产品主导市场，是可以让一批企业大展拳脚的。可结果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大部分钱都支持了科研院所，仅有小部分企业参与了该项目。”吕玉平对本刊记者回忆说，“转基因重大专项本来是以产品研制、公司培育和市场运作为导向的，可是从目前的进程看，企业在转基因重大专项中似乎缺少被培育和作为主导的机会。”

在吕玉平看来，公司和科研单位本质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最终目的决定了两者的运作方式很不一样。“科研的目的是出论文，基因是科学家的最终产品，他只要把这个基因的功能搞清楚，然后再种几十株苗出来验证一下，就可以写论文申请研究经费或者申报科研奖了。可对于公司而言，基因只是手段，种子才是产品，孟山都搞了这么多年研究，最终也就只有几个基因变成了产品而已。”吕玉平说，“举例说，你可以把某个抗旱基因转入植物中让它抗旱，但一个种子要想进入市场的话必须禁得起风吹日晒，任何一个地方不合格都不行，这就必须做很多次转基因，从大量候选种子中筛选出合格的品种。孟山都每一个上市的品种都是在1万～10万个转基因植株中筛选出来的，这样的工作研究所是不会做的，只能由公司来做。”

如此高的投资必须有高的回报，这是公司的性质决定的。孟山都不是公益组织，它的所有产品都是以上市销售为最终目的的，这就是为什么孟山都没有推广转基因小麦的原因。“他们的转基因小麦早就做好了，政府也批准了，但因为民间反对声音太大，怕市场不接受，因此一直没有推，这是一个商业决定，和科学没有关系。”吕玉平对本刊记者说，“与此相反，中国农业部颁发安全证书的两个品种当中有一个是转植酸酶玉米，它的本意是让玉米饲料更容易被消化，但植酸酶完全可以通过细菌发酵来生产，每袋才几分钱，农民买来加在饲料里就行了，不必使用转基因。所以说，这个技术本身是好的，但是能给企业带来多大的商业化前景还有待于市场来论证。”

除此之外，在专利问题和监管机制这两方面，私营公司和国家科研机构的区别就更明显了。根据《收获之神》一书的记载，早年间加入孟山都的科学家们最不习惯的一点就是孟山都严格的专利管理制度，没有专利部门的同意，科学家连话都不能随便讲，更不用说把种子随便交给外人了。转基因技术刚刚有了点眉目后，立刻遭到了来自环保人士的强烈批评，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奉行自由主义政策，不希望政府插手此事，但是孟山都吸取了化学工业的教训，未雨绸缪，积极配合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事后证明，孟山都的这个做法一举两得，一方面不给反对派留下把柄，另一方面通过参与政策法规的制定，提早规避了可能出现的风险。

对比一下转基因水稻和绿色超级稻在中国的遭遇，两者真是有天壤之别，我们在知识产权和政策法规这两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人家。

“中国种业的盗版现象非常严重。按照官方数字，‘先玉335’在东北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大约是30%，但实际上有无数小公司都在偷偷卖盗版，也就是行内所说的‘套牌种子’。‘先玉335’的套牌和正品的比例差不多是2比1，价格则反过来，套牌是正牌的一半，而两者的质量相差无几。”刘石对本刊记者说，“中国政府一直对这种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反正偷的是国外企业，中国农民也从中得利了，但如果将来想发展自己的种子行业，那就必须首先解决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否则将会严重打击中国种业公司的研发积极性。”

“种子是一种很特殊的产品，研发周期非常长，专利丢失的风险却很大，所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格外严格。”汪泓对本刊记者说，“国际上有一个‘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nion for Protection of New Plant Varieties），分别在1978和1991年通过了两个公约，保护育种家的知识产权。中国加入的是‘78’版本的公约，而国际上都希望中国能加入‘91’版本，这个新版本对育种家的保护措施更加严格。”

虽然存在那么多困难，但是出于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担忧，张启发依然决定要组建种子公司，借助商业力量推动中国种业的向前发展。他尤其看好水稻，相信中国依靠自己在水稻研究上的领先地位，完全可以和外国公司一决雌雄。但是上一次失败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光有论文和公司还不行，还要有一些别的东西。

“外国大公司科学家的科研水平不见得有多么高，单项技术也未必有多么先进，但人家是一个个巨大的实体产业，技术集成度高，资金雄厚，相当于正规军。中国现在的这些公司只相当于游击队的水平，就好像毛主席说的‘叫花子跟龙王爷比宝’，怎么比得过？”

张启发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仅仅孟山都一家公司，去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135亿美元，这家公司每年都会拿出销售额的10%用来搞研发，这就是13.5亿美元，相当于80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中国的转基因重大专项是220亿元人民币，这笔钱还是由相关领域的十几万名科研人员一起分12年花，孟山都则是8000名研究人员用一年的时间来花这80亿元，双方实力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制定的保护政策，中国种业会败得更惨。

“几年前全球爆发经济危机，可中国的‘两桶油’却逆市坚挺，活得很好，一点没受影响。我从中受到启发，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唯有强大的国企才能发展中国生物技术种业，与孟山都抗衡。”张启发对本刊记者说，“于是我选择了中国种子集团，它是目前种子行业里唯一的央企，尤其是被中化收购之后，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据中种集团副总经理田冰川介绍，该集团是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原农林部种子局基础上成立的我国第一家种子企业。该集团曾经在经营上遇到过一些麻烦，但在2007年经国务院批准并入中化集团成为其全资子公司后，业绩直线上升，目前注册资本达到9.44亿元，在国内种业企业中稳居第一。

“如果我在有生之年还能对这个国家有所贡献的话，中种是唯一的可能。我打算花10年工夫赌一把，争取到2020年时组建一个2000人的研发队伍，拥有一个10万平方米的研发空间，这样的话我们在世界上就有一席之地了。”
张启发出生于1953年12月，到今年底就整60岁了。

“我理解张启发的心情，但中种集团和‘两桶油’很不一样，种业和无线通讯或者航空航天领域也很不一样。”中种迪卡公司总经理汪泓对本刊记者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种子行业变成了一个高度私有化的领域，国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能够达到5%，竞争相当激烈，中种集团虽然算是比较好的了，但是仍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

“中种的战略目标和张启发院士的梦想是一样的，都是想把中国变成一个种业和农业强国。”田冰川对本刊记者说，“种业在我国的地位比较特殊，既是充分市场竞争的产业，又是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我们愿意与各种类型的种业企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田冰川认为，中国在传统育种方面比国外落后较多，但生物技术这块差距并不大，努力一下是能追上去的。事实上，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就是中种集团和孟山都联合成立的合资企业，其通过常规育种培育出来的迪卡玉米种子在中国西南地区卖得很好。与此并行的是，中种集团于2011年启动了“中国种子生命科学技术中心”建设项目，主攻生物技术育种。该中心立项投资50.6亿元，是迄今为止我国种业企业在自主研发方面最大规模的投资。

吕玉平则选择了一条和张启发相反的道路，于2010年加入了私营企业“大北农”。大北农成立于1993年，目前主营饲料业务，去年的销售额将近106亿元人民币，种业只占5%。大北农集团拿出5亿元人民币资助吕玉平办起了大北农生物技术中心，主攻转基因育种，这在私营企业中是相当罕见的。

“目前我看好玉米将会是第一个被批准在中国种植的转基因粮食作物。”吕玉平对本刊记者说，“我们中心正在做玉米和大豆的抗虫抗除草剂转基因品种前期研发，而且我们是按照国际标准来做的。我相信未来几年内中国一定会放开转基因市场，我希望到那时我们能立即拿出合格的产品来和国际种子公司竞争。”
“我希望到2020年时中国能有一个进入世界十强的种子企业，中国种子集团和大北农可能是最有希望的两个。”张启发说。

结语
说了半天中国种业的故事，但种子毕竟不是农业的全部。一粒玉米种下去，会收获300～500粒种子，价值扩大了300～500倍。中国农业的总产值比种业大几百倍，也重要几百倍。我们到底是应该全力保护中国种业，还是把中国的粮食安全放在第一位呢？
换句话说，种子和粮食，谁更重要？